愚氓之恶

智者说

阿伦特是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，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。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、神学和古希腊语；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她发现了底层群体可憎的一面，并定义出了一种罪恶，这就是“平庸之恶”。

一个名叫阿道夫•艾希曼的德国人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过重要角色，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。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，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。阿伦特作为《纽约客》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这次审判，最终写成了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一书，并于1963年出版。阿伦特认为，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“恶魔”的艾希曼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，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、近乎乏味的人。他的“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”。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，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，他像机器一般顺从、麻木和不负责任。由此断定，他的罪恶是一种“平庸无奇之恶”。

我这里要说的一种恶,与平庸之恶同样来自底层，但是，存在着差异。因此，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“愚氓之恶”。

我之所以将其称之为“愚氓之恶”，是因为带有这种恶，制造这种恶的人，往往是蠢得令人不可理解，恶得令人发指。他们身处底层，却绝非老实憨厚之人。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，自然没有建立在文化知识之上的大智慧，有的仅仅是见风使舵的小聪明。他们往往身处底层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资产，类似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所谓“流氓无产者”。他们的身上带有不安分的种子，渴望上位，渴望在某种机遇到来之际表现自己。一旦有名利可图，他们往往不计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，往往像巨浪裹起了泥沙一样，是这些人绝佳的表现机遇。平日里，他们才具不足，时运不济。他们不满现状，仇视秩序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一旦机会来了，他们则尽情地发泄自己的仇恨。他们以残忍见长，以摧毁为快。他们渴望有作为，甘愿被利用。一经召唤，一有显示自己的机会，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表现自己。

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道义担当，只有赤裸裸的个人欲望。为了明确的个人目的，为了邀宠，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，他们不仅会将运动的操弄者的意志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极致，甚至还会遵循“权威”所指定的方向，在具体操作中主动超越那些抽象的原则性指示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。他们并非阿伦特笔下那种平淡无奇、循规蹈矩之人。为了做出“成绩”，得到主人的赏识，他们往往别出心裁，不仅会把主人的意图贯彻到极致，甚至会超出主人所限定的范畴。他们能畅快淋漓地玩出花儿来，于是，历史便会呈现出那些令人发指、令人难以理解的“奇葩”来。

对于虱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，他们做法却是要烧掉整个棉袄。对于腐败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，他们的做法却是毫无底线地造谣中伤、诋毁自己的民族，甚至出卖自己的国家。

爱国游行示威本来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，正是由于这种“愚氓之恶”，才有了打砸、焚火等等过激行为。

上面一句“破四旧”的口号，便令那些愚氓之人疯狂到烧典籍、砸文物、毁寺庙、砸佛像的地步。上面一句“批判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口号。他们不仅限于文理上的批判，而是要搞出一些剃鬼头、戴高帽、游街示众之类的勾当。同样是带高帽，挂牌子，他们那属于流氓的凶残本性，会使他们将高帽制作的非常沉重，他们会将挂在人脖子上的牌子由纸牌变成木牌，会将那挂牌子的麻绳换做细细的铁丝。

政治家需要这种“愚氓”的“响应”与“带头”。然而，往往又会由于这种“愚氓之恶”，而将正当的政治设计变得扭曲变形，从而减弱甚至失去其正当性与合理性。“学术权威”是应该批判的，是应该“触及灵魂”的，然而，未必需要将那些“学术权威”置于死地。当学界再次回到了“学术权威”一统天下的境地，历史又呈现为可悲的轮回。不是有人在学术刊物上，不仅厚颜无耻地吹捧导师，还要肉麻地吹捧“师娘”吗？那些道貌岸然的“导师”，把男弟子当做廉价劳力，把女弟子当做性侵对象，不是多有披露吗？“是我的宝贝跟我走，不是我的宝贝喂狼狗。”这句孩童们嘴中的歌谣，到了“导师们”的嘴里，该会是何等地霸道啊？！

愚氓之愚往往体现为被利用上，其利用价值失去之后，对于利用者来说，又会弃之如弊履。愚氓之恶，往往甚于上层之恶。因为他们需要讨好上层，其凶残的手段往往会发挥到极致。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有一个深刻的体会：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”。生活在日伪时期的国人不是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吗——“二鬼子比小鬼子更坏！”所谓的“二鬼子”，指的是那些汉奸、韩奸。他们不仅为虎作伥，而且还会为“小鬼子”出一些“馊主意”，更加凶狠地残害同胞。

愚氓之恶不仅表现在社会混乱之际，在社会稳定时期，这些愚氓之人同样有所表现。“大跃进”时期的“亩产万斤”的神话，正是这种愚氓之人创造的。大炼钢铁是必要的，但是，如果动员人们把家里的好好的铁锅也拿去炼铁，便是一种愚氓之恶了。固然是大贪窃国，然而，这些愚氓之徒“蚂蟥”般的吃相，表面上却更为难看。正是因为他们的“吃拿卡要”，才令百姓感受到直接的切肤之痛。

过激、过分是一种“枉”。矫正这种“枉”，往往需要“过正”。即所谓的“矫枉必须过正”。“枉”与“过正”在历史的进程之中，总是体现为一种影响历史进步的左右摇摆，而这些过激与过分，正是愚氓之徒制造的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时时警惕这种愚氓之恶。

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们难免被时代的浪潮所裹挟，难免遇到表现的机遇。但是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，都应该心存善念，不要做过格的事，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。（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）